C澄清

三女生齊稱系“誣告”

　　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全國進行大規(guī)模的冤假錯案平反工作，既然符福山已經多年上訪，該案為何沒有進入調查視野？對此，時任文昌縣教育局辦公室一位陳姓主任曾透露：類似符福山這種事情，“文革”時期在文昌曾經發(fā)生很多起。

　　1978年，文昌教育局成立了專門的平反機構，做了一些平反工作。由于當年教育局找不到揭發(fā)的那3名女生，該案未能展開全面調查，真相的徹查也就被耽擱。不過符福山另稱，原來學校的領導、派系的對方在改革開放后調入教育局工作，也致使他的案件無法正常進行調查。對此，文昌教育局及組織部，均否認此說法。

　　事情的再一次轉機，出現(xiàn)在2004年。符福山稱，他當年的學生符積炳在聽說其信訪遭遇后，深為同情，開始替他尋找當事人。2005年2月12日，符積炳致電符福山，讓他到文昌市城區(qū)的某一個茶館見一個人。到了茶館后，符福山看到了符積炳和一個50歲左右的女人在等他，“那個女人就是林會群，30多年沒有見面的學生了，我根本認不出來。”

　　“林會群見到我，顯得有些拘謹。后來，她說出了當時的實際情況，我聽了以后簡直是難以置信。原來是當時學校的領導教唆女學生，以推薦升學為由，讓學生編造被我強奸的罪行，陷害我。”符福山稱，當他聽聞事情的來龍去脈，感到既震驚又憤怒。

　　從2005年開始，在符積炳的幫助下，當年稱“被強奸”的三個女學生被逐一找到。她們分別為：林晴、林會群、林慶菊。符福山和3人見面后獲知，當時被誣陷的經過幾乎一致：“由學校當時一位老師寫好揭發(fā)材料，然后再由學生抄寫一遍，摁上手印，就成了老師奸污學生的罪狀”。

　　12月4日，羊城晚報記者經由符積炳，聯(lián)系上了案發(fā)當事人。談及具體“揭發(fā)”原因，林晴和林會群均稱：“文革”爆發(fā)后，當時的中學并沒有正規(guī)的高中招錄考試。為能被推薦上高中，她們聽從派系頭頭潘某的“教導”，抄材料揭發(fā)符福山奸污自己，以換取上高中的機會。

　　“當時，我們都只有13歲，對性的概念不像現(xiàn)在的學生那么清楚。”林會群回憶，當時她們正讀初中二年級（當時小學為五年制，初中、高中均為兩年制），上高中需“推薦”。

　　林會群澄清稱，當被告知整黑材料，揭發(fā)符福山才有機會上高中，兩人沒多想后果，便參與了“揭發(fā)”。1969年，在參與揭發(fā)后，林會群稱自己和林晴都如愿升上高中。但之后，她們兩人均背上了被奸污、亂搞男女關系的壞名聲，自己也成了這個事件的受害者。七十年代末，林晴與林會群兩人分別遠嫁到樂東黎族自治縣和昌江黎族自治縣。

　　30余年過去，兩人都已嫁為人妻生兒育女。2006年，當聽聞符福山還活著，并為“奸污”一案信訪達三十余年，林會群和林晴均表示愿意站出來說出“真相”。

　　羊城晚報記者梳理該案發(fā)現(xiàn)，從2005年開始，符福山被指“奸污”女學生求申冤平反的新聞開始受到當?shù)孛襟w的關注，隨后，林晴與林會群分別寫證詞，寄到文昌教育局，希望重啟調查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1973年，在文昌縣委組織部發(fā)出的（73）107號處分決定文件中，3名被指遭符福山奸污的“女學生”中，除林晴、林會群、林慶菊外，還有林秋梅。不過林秋梅公開回應稱，自己并非學生，她因年齡和符福山相仿，符曾經向她求過婚，遭拒后就再也沒有發(fā)生來往過。在這份組織部發(fā)文的文件中，她是被以學生的名義牽扯進來，自己并不知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