身為國務院反壟斷專家咨詢組成員的張昕竹，由于為高通公司撰寫的一份相關報告被高通公司高管呈給發(fā)改委作為抗辯的證明，從而深陷輿論漩渦。

　　這份報告撰寫的時間，經《第一財經（微博）日報》記者了解，處在中國反壟斷執(zhí)法機構公開宣布已經著手展開對高通的調查之后。

張昕竹

　　一位曾在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工作過的人士對本報記者評論稱，反壟斷是新生事物，中國處于轉型期，很多都處于建章立制的階段。中國要完成轉型、建立制度、完善道德和法律約束，是一個長期的任務，也要一步一步地做。張昕竹在本案中的遭遇，可以算是這種轉型期的典型表現(xiàn)。

　　8月18日，商務部新聞發(fā)言人沈丹陽在月度例行發(fā)布會上證實，張昕竹因違反《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工作規(guī)則》有關工作紀律的規(guī)定，于今年7月30日被解聘，不再擔任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的成員。

　　9月11日，發(fā)改委反壟斷局局長許昆林在新聞通氣會上介紹稱，自己親歷了這一過程。高通公司總裁德里克·阿伯利（DerekAberle）在第二次與許昆林會面快結束時，提交了一份報告，并特意提醒反壟斷部門，報告作者之一的張昕竹是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的成員。

　　對照國務院專家咨詢組的工作紀律，許昆林發(fā)現(xiàn)張昕竹嚴重違反了工作紀律，便立即向反壟斷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尚明作了書面報告，同時向專家組組長張穹作了書面報告，建議予以解聘。

　　許昆林表示，高通公司曾與張昕竹達成協(xié)議，報酬按每小時800美元計算。高通公司雇請張昕竹應對此次反壟斷調查的所有報酬是140萬美元，其中張昕竹參與編寫報告的報酬約為20萬美元。

　　許昆林稱，截至官方對此事展開調查時，高通公司實際已經付出88萬美元，張昕竹個人有效工作時間報酬按每小時800美元計算。從張昕竹所在的全球經濟學集團的賬單來看，高通集團已向張昕竹支付了9.3萬美元，張昕竹本人和其所在單位確認實際已經收到7.7萬美元。

　　解聘之初，張昕竹曾對媒體稱，自己被解聘是由于為外企說話了。由于細節(jié)遲遲未能公開，小道消息滿天飛。因此也有相當多的業(yè)內人士，包括專家咨詢組內部的其他一些專家對其表達了同情。之后，張昕竹開始向媒體沉默，他在給《第一財經日報》記者發(fā)來的短信中表示，目前不便接受媒體采訪，希望理解。

　　記者多方了解到，張昕竹是在專家組中少有的經濟學領域專家。他參與了中國《反壟斷法》的立法，并運用經濟模型，主導測算出符合中國國情的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。事后，張昕竹曾對一位圈內專家表示，覺得自己是在做好事，但被批評為“政治方面幼稚”。

　　這位專家對記者評價說，張昕竹本人性格自信且固執(zhí)，但在理論研究領域經常有獨立的見解。他一貫的主張是由于創(chuàng)新活動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的源泉，各國在不公平定價案例的選擇以及認定上應該極為謹慎。

　　但接受記者采訪的至少5位以上的業(yè)內專家都承認，由于在明知高通公司被調查的情況下為其撰寫報告，張昕竹確實違反了“利益回避”原則，并違反了小組工作紀律。而且，如果以上金額屬實，也確實遠遠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項目報酬金額。

　　“（數目）太大了！我根本不敢想！是不是用他國務院反壟斷專家咨詢組的這個頭銜呢？這里面是不是有些問題呢？如果沒有這個（頭銜），他能不能拿到這個數？”國務院反壟斷法委員會咨詢專家、社科院研究員王曉曄評論說。

　　北京大學經濟法研究所所長盛杰民則說：“我2004年接了一個外企的類似報告項目，最終按照國家項目收費，大致是5萬元人民幣。”

　　多位業(yè)內人士表示，除了專業(yè)素質，高通公司更為看重的，顯然還是反壟斷專家咨詢組成員的名頭，而且找了多位專家撰寫報告，但僅有張昕竹接下了這個任務。

　　“專門標出了專家組成員，就說明這個報告是為了應對調查專門寫的，不是通常的什么‘中立的報告’。”前述曾在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工作過的人士說。

　　多位了解專家咨詢組運作的人士對本報記者稱，由于反壟斷案例涉及的范圍極廣，交叉領域多，專家咨詢組成員包括21位行業(yè)內的資深專家，大致由4~5名法律專家、4~5名經濟學家，以及11名行業(yè)領域（比如IT、互聯(lián)網行業(yè)）專家組成。這些專家通過各部委推選，任期3年，第一任期將于今年年末到期。

　　專家們與執(zhí)法機構之間，一般會有一個不定期的研討溝通，遇到具體案例，專家咨詢組中的部分成員可能會被咨詢。專家們獲得的，只是一個榮譽稱號，并無任何報酬。但同時出于工作紀律要求，進入專家小組以后，會被要求擔任企業(yè)獨董或其他企業(yè)顧問的職位，僅可以接一些常規(guī)的合規(guī)咨詢項目。

　　當然，對于一些專家來說，獲得這個榮譽稱號，也是未來從市場上獲得更多收益的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