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中國經濟周刊》 記者 徐豪 | 北京報道

　　(本文刊發(fā)于《中國經濟周刊》2016年第27期)

　　經中央批準，中央第十輪巡視將對32個單位黨組織開展專項巡視，同時對天津、江西、河南、湖北等4個省市進行“回頭看”。近期，中央巡視組陸續(xù)進駐相關單位并召開動員會。

　　在中央持續(xù)高壓反腐狀態(tài)下，中紀委對一些落馬官員的通報措辭，也引起了公眾的關注，“對抗組織審查”就是其中之一。6月22日，中央紀委監(jiān)察部網(wǎng)站發(fā)文回復如何認定處理“對抗組織審查行為”。

　　有哪些落馬官員曾對抗組織審查？據(jù)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記者統(tǒng)計，2015年，中央紀委監(jiān)察部網(wǎng)站的通告中，有43例“干擾、妨礙組織審查”或“對抗組織審查”的表述。截至2016年上半年，這一數(shù)據(jù)就達54例。

　　“大老虎”對抗組織審查占比大

　　2014年9月26日，中央紀委監(jiān)察部網(wǎng)站發(fā)布了對中央網(wǎng)信辦副局級干部高劍云(原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五局副局長)的查處結果。這是十八大后，在查處通報中首次出現(xiàn)“對抗組織調查”表述。

　　2015年1月15日發(fā)布的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表示，“搞攻守同盟、對抗組織審查的行為，必須納入依規(guī)懲處的重點內容”。

　　“‘對抗組織審查’是2015年以來比較新鮮的一個說法，但并不是一個新的現(xiàn)象，在查處腐敗官員的過程中一直都存在，一些官員懷有僥幸心理，企圖蒙騙過關。”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對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記者表示。

　　從2015年的通報來看，“干擾、妨礙組織審查”或“對抗組織審查”的表述上半年僅有5例，另38起均集中出現(xiàn)在2015年下半年的通報中。2016年，這一表述在通報中密集出現(xiàn)，截至2016年上半年，就達54例(其中53例表述為“對抗組織審查”)，超過去年總和。從這些被通報的落馬官員的級別上來看，“大老虎”的數(shù)量“可觀”，2015年中有14人為省部級官員，占33%；2016年上半年，省部級官員亦有12人，占22%。

　　其中，2015年10月，在對河北省委原書記、省人大常委會原主任周本順的通報提到，“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(guī)矩，在重大問題上發(fā)表違背中央精神的言論，不認真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，干擾、妨礙組織審查”。2016年1月5日，對北京市委原副書記呂錫文的通報提到，“嚴重違反政治紀律，妄議中央大政方針，長期搞團團伙伙，對抗組織審查”。

　　今年為何數(shù)量飆升？

　　從通報中“對抗組織審查”的官員數(shù)量上來看，今年上半年與去年相比呈現(xiàn) “飆升”的態(tài)勢。上半年通報最多的2月份，達到16人。

　　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接受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記者采訪時表示，對抗組織審查的方式主要有兩種，一種是官員與利益相關人員串供、訂立攻守同盟，另一種就是給審查人員施加壓力。

　　“一方面，很多官員在被審查的時候想盡辦法隱藏贓款或者串供，試圖逃避調查和問責；另一方面，一些人心存僥幸心理，認為那些利益相關的人會幫他隱瞞信息，殊不知很多時候那些人一旦被抓了首先就會把他供出來。”莊德水說。

　　此外，莊德水還表示，新《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》今年1月份開始正式實施，很多黨員干部對紀律審查這一條的適用還存在模糊不清的認識。“不少人認為還可以把贓款藏起來或者蒙混過關規(guī)避調查，其實是對紀律規(guī)定的內容理解不深。這樣的很多行為都屬于對抗組織調查。”

　　據(jù)人民日報政治文化部微信公號“人民日報政文”報道，有紀委負責紀律審查的同志表示，每名被組織調查的黨員干部剛一接受調查，組織上首先給他準備的就是一本黨章，讓其對照黨章，好好思考自己作為一名黨員，到底有沒有遵照黨章去履行黨員的責任和義務。也就是說，紀律檢查部門在調查這名干部時，還是將其作為一名黨員來對待的，作為組織中的一分子，這名干部自然有義務按照組織的章程和規(guī)定，將自己的有關情況如實向組織作出報告，不得有所隱瞞。也正因如此，那些設立攻守同盟、轉移贓款贓物等干擾、妨礙組織調查行為，明顯是違背黨的組織紀律的行為，按照黨的章程和紀律，必須予以嚴肅處理。

　　如何認定“對抗組織審查”？

　　《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》第五十七條規(guī)定，對抗組織審查，有下列行為之一的，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；情節(jié)較重的，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；情節(jié)嚴重的，給予開除黨籍處分：(一)串供或者偽造、銷毀、轉移、隱匿證據(jù)的；(二)阻止他人揭發(fā)檢舉、提供證據(jù)材料的；(三)包庇同案人員的；(四)向組織提供虛假情況，掩蓋事實的；(五)有其他對抗組織審查行為的。

　　那么，在執(zhí)行中對此類行為的認定和處理，應如何把握？中央紀委監(jiān)察部網(wǎng)站指出了四個方面問題。

　　第一，關于對抗組織審查行為的定性問題。新舊條例有個演變過程，如果被審查人的干擾、妨礙組織審查行為全部發(fā)生在2016年1月1日前，可作為從重或加重處分的情節(jié)認定；如果其對抗組織審查的行為發(fā)生或延續(xù)至2016年1月1日后，對該行為應單獨認定為違反政治紀律行為，與其他違紀行為合并處理。

　　第二，關于如何把握對抗組織審查行為的時間節(jié)點。對抗組織審查行為，既可以發(fā)生在組織決定審查后，也可以發(fā)生在違紀行為實施后、組織決定審查前。比如被審查人在收受他人錢款后，為防備日后可能被組織查處，與送錢人簽訂了虛假的借款協(xié)議，這種行為也屬于對抗組織審查。

　　第三，關于干擾巡視工作能否認定為對抗組織審查行為的問題。該行為的根本目的是為防止組織發(fā)現(xiàn)其違紀問題，逃避組織查處，因此在本質上也屬對抗組織審查行為，應依據(jù)條例規(guī)定，視情節(jié)輕重給予行為人相應黨紀處分。

　　第四，關于對抗組織審查行為和黨員正常行使申辯、申訴權利的區(qū)別問題。被審查人在接受組織審查時，對違紀事實、行為性質等提出的合理辯解，不屬于對抗組織審查行為，組織應該認真聽取；如果由于存在思想顧慮或畏懼心理，談話初期避重就輕、拒不交代，但經思想教育后能夠積極配合組織調查、如實交代問題的，也不宜認定為對抗組織審查行為。

　　對抗組織審查，都有啥花樣？

　　串供、轉移贓款

　　福建省原副省長徐鋼，干擾、妨礙組織審查，與其妻及部分行賄人串供，轉移、藏匿贓款贓物；安徽省委巡視組原副組長方克友，為掩蓋多起違紀事實真相，與多人串通，編造虛假還款協(xié)議和催款、承諾還款手機短信，統(tǒng)一口徑，對抗組織審查。

　　偽造證據(jù)

　　山西太原市陽曲縣委原書記呂榮，當?shù)丶o委在已經掌握其嚴重違紀問題的情況下曾多次找其談話，希望喚醒其黨性觀念和黨規(guī)黨紀意識，主動向組織交代問題。但呂榮始終對組織的挽救不以為然，仍心存僥幸、執(zhí)迷不悟，甚至通過串通造假、轉移贓款、偽造證據(jù)等手段，干擾、妨礙、對抗組織審查，妄圖瞞天過海、蒙混過關。

　　打擊報復

　　舉報人

　　天津臨港經濟區(qū)管理委員會原黨組成員、副巡視員、辦公室主任石力，訂立攻守同盟，銷毀書證物證，偽造拒賄材料，嚴重干擾、妨礙、對抗組織審查。特別是，利用分管紀檢監(jiān)察工作職權，采取非法手段對被其所“疑似”舉報人進行打擊報復，唆使涉案人到紀檢機關纏訪、鬧訪。

　　案發(fā)前“模擬情景”，研究對策

　　江西省紀委一位從事紀律審查工作的干部透露，有的官員在省紀委對其有關問題進行初核時數(shù)次找人串供，甚至專門模擬紀委問話；有的在案發(fā)前與從事公檢法工作的親屬共同研究紀委的辦案方法；還有的在聽到省紀委要調查他的風聲后，四處打探消息、托人說情，當辦案人員將其帶離辦公室時，從辦公桌上還發(fā)現(xiàn)了寫有他自認為會影響辦案的人員姓名和電話的字條。